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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亟待减少公共投资依赖

中国经济在去年三季度止住了连续7个季度的增速下滑，并在四季度实现了筑底企稳。中国经济及时摆脱失速风险稳固了市场信心，也让全球的经济增长似乎重回正轨。当前市场普遍预期，在欧债危机触底、中国经济回暖及美国经济复苏三重因素作用下，今年的全球经济将明显好于去年。但在复苏的可持续性方面，我们可能需要掂量再三。

中国经济的一个简要命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筑底企稳，更多源于公共投资拉动下的“稳增长”，而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不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对公共投资高度依赖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倘若市场活力未得到激发，私人投资没有进一步跟上，从上到下，市场都指着财政项目吃饭，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迹象。

当前，吃财政饭的现象在中国各地十分普遍。安邦研究人员春节期间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受房地产调控影响，地方上的开发商、承包商等参与商业化的房地产开发的兴趣越来越小，但对有财政配套资金的公共项目的兴趣很高。这类项目包括水利建设、土地平整、城市基建等，因为有财政资金的保证，这类项目不担心资金链问题，因此在地方上的竞争非常激烈。

从上至下，我们也可观察到相同方向的证据。今年初来自财税部门人士的消息显示，今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将大幅增加，达到40%-50%。在此之前，2012年中国安排财政赤字8500亿元。按照前述增速，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将高达1.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这显示，中央政策层面今年将以赤字扩张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换言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下，中国经济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也将越来越突出。

坦率而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多促进作用。在现实意义上，我们看到，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多有裨益——城镇化本身便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为出口导向)；在学理上，凯恩斯的教条也表明，以公共投资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可堪为经济萧条时政府行为的标准模板。

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满足于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稳增长”时，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一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投资效率低、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以及对私人投资的挤出等。这些弊端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说近年来，公共投资建设的大桥连连出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便有至少11座大桥坍塌，其中包括近半年来广受舆论关注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与河南义昌大桥。若中国政府寻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效率，或者干脆摆脱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这个角度看，曾被中国经济学家们热捧的“破窗理论”，已不再适用于当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

当我们以经济转型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不难发现，这正是中国既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的迹象。归根结底，由公共投资驱动的“稳增长”仍然属于过往的“土地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归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中。而在带有转型色彩的“新型城镇化”方面，按照中央领导的设想，这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公共投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足够繁荣的私人部门为新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应只局限于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

从这些方面看，当前国内舆论所热议的经济转型，其中之一的要件在于投资的转型，特别是投资主体的转换。中国经济需要减少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中国的企业也需要走出吃财政饭，争夺有财政配套资金的公共项目的误区。这当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包括政府改革、财政改革等多个硬骨头。不过，中国政府若希望维持较高水准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这也将是必由之路，以及必须攻克的难关。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由公共投资驱动的“稳增长”是中国经济当前筑底企稳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还没有全面展开。中国若要寻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需要减少对公共投资的依赖，真正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这应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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